国际学生的危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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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陈伊恩（Ian Chan）的人都不相信他会卷入一起绑架案。作为一名移居加拿大学习商业的国际学生，他说话很慢，给人的印象是天真、乐于取悦别人。但他可能也会冲动和贪婪。

有一次，在逛万锦市的太平洋购物中心时，陈闯入一个关闭的零售亭，抱着一大堆运动纪念品逃走了。几个小时后，他负疚不已，再次闯入零售亭，这次是为了归还赃物。两次违规都被摄像机拍到了。第一次违规的结果是陈被捕，第二次违规的结果是，允许他的律师协商一年的缓刑，而非牢狱之灾。

2020年初，21岁的陈收到一条前室友藏泽宇（Zeyu Zang）的微信。陈很佩服藏。陈16岁时被单独送到加拿大，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父母的指导。藏比他大12岁，就像他的大哥哥一样。有时候，他会请陈在万锦市的夜店狂欢。

藏似乎总是有现成的现金，陈总是想办法补充父母寄给他的收入。在微信中，藏提出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写道：“我想绑架某个人。”陈和藏通信的语言是普通话，最后一句话有点模棱两可。说“绑架”时，藏使用了汉语的动词“绑”，很口语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绑架某人，也或者仅仅只是把他绑起来。陈知道藏在从事非法活动——藏在士嘉堡的公寓里有一个文件实验室，在那里，他可以伪造包括驾照、健康卡在内的任何东西，但他并没有给陈留下邪恶的印象。陈告诉自己，藏的意图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险恶。也许，藏只是想以牙还牙，报复那些欺骗他的人。他决定不问太多关于任务性质的问题。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第二天一大早，陈就驱车前往藏所在大楼的大堂见他。这位年长的男子给了他一个跟踪设备，并给他发了一张白色宝马的照片，这辆宝马是24岁的金文博（Wenbo Jin）的，他是多伦多大学统计学专业的学生，他的父亲是中国一座煤矿的所有者之一。藏指示陈潜入学院街（College）和永利街（Yonge）附近，金所在的位于格林维尔街大楼，并将该设备安装在宝马的底盘上。在藏的要求下，陈还购买了两个滑雪面罩、一辆手推车和一台数码相机。

金公寓的钥匙保管工作更为复杂。藏付钱给一个熟人去参加金将要参加的家庭聚会，从金的夹克口袋里偷走金的钥匙，丢在外面的邮箱里，这样，藏就可以把钥匙复制下来。钥匙到手，藏与陈会面，前往金位于格林维尔的32层公寓。一进去，这两人就开始寻找安全摄像头，发现没有摄像头，就匆忙翻找金的抽屉。藏找到了2000加元和人民币现金，他把这些钱给了陈，作为他服务的部分报酬。

在他们开车离开公寓时，藏制定了计划：他雇佣了两个人绑架金，因为他知道他们可能会掠夺公寓，以获取贵重物品，所以，他想先把能拿的东西拿走。对陈来说，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不再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但他没有退出。相反，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不会直接参与绑架事件本身。

三个晚上后，也就是1月21日凌晨3点多，陈在家里接了藏，开车带他去了格林维尔大楼附近的学院街。一辆道奇面包车在等他们。很快，藏为绑架案雇佣的两名男子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克里斯托弗·马修斯（Kristopher Matthews）和杰沃恩·迈尔斯（Jevaughn Myers），前者的犯罪记录有入室盗窃、纵火和袭击。

陈接到的指示是留在自己的车里，等待绑匪和金一起离开大楼，然后，跟随他们开着道奇车离开。如果有警车碰巧经过，他就会开始超速行驶，转移警查对面包车的注意。陈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他告诉自己，至少他没有直接参与绑架。

金开着一辆昂贵的车，但他拒绝通常的富家子弟服饰，比如，名牌服装和派对药物。他的兴趣点是数据：数据可以用来预测各种现象，如，石油通过管道的速度，社区中疾病可能感染的人数。

金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里。他晚上11点到家，和往常一样，在上床睡觉前锁上了门。凌晨4点过后不久，他在公寓里的响声中醒来。他吓坏了，保持沉默。也许这些人是窃贼。也许他们会很快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

一分钟后，马修斯和迈尔斯戴着滑雪面罩闯入金的卧室。其中一人掐住金的脖子，另一人用枪指着他的头，事实证明，那是一把可以以假乱真的仿制品。这两人用胶带封住他的眼睛和嘴巴，并用拉链绑住他的手腕和脚踝。几分钟后，其中一人撕掉了金嘴上的胶带，强迫他吞下5毫克的思瑞康，这是一种强效镇静剂。

绑架本来是要迅速发生的，马修斯和迈尔斯计划在金昏倒后立即带他离开公寓。

他们没有考虑到金会有多害怕。思瑞康与金体内循环的肾上腺素不匹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马修斯和迈尔斯又给金吃了三四剂，但他仍然清醒而恐惧。绑匪最初以洗劫公寓来打发时间。最后，他们只是坐下来等待。

 天一亮，陈就慌了。“你在干什么？已经6点了，”他给附近坐在自己车里的藏发短信。“等着。” 藏简短地回答。早上7点40分，藏开始担心绑匪在耍花招。“上去看看，我觉得他们在耍花招。”藏发短信给陈。陈死守与自己达成的协议，拒绝了。

差10分钟9点的时候，金的早晨闹钟响了，他被绑了将近5个小时。藏决定他们不能再等了，因为金的旷课会被注意到，此时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在公寓里。即使金还醒着，也是时候离开了。

上午9点左右，马修斯和迈尔斯带着一个大冰球袋进入金的房间，命令他蜷缩成紧紧一团。金的心一沉，照吩咐的做了。他一进袋子，这两个男子就给他盖上衣服。金很快就热得满头大汗，呼吸困难。这两个男子把袋子装到一辆手推车上，推着它穿过走廊，进入电梯。他们在四楼下车，把金抬下楼梯间，楼梯间通向后门。金感觉到冬天的空气刺破了袋子的布。然后，他感觉自己被塞进了一辆车。

在路上，金终于昏倒了。45分钟后，这两人在马伦戈大道2号停了下来，这是藏以化名租来的列治文山的房子。金在被抬到三楼时醒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运输途中过了多久。他不知道，几个小时后，绑架他的人会索要赎金，来换取他的安全返回。

像金这样的国际学生很容易受到一系列犯罪计划的影响，其中大多数案件对加拿大公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可能会和土生土长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和参加讲座，但他们生活在一个剥削泛滥、法律保护渺茫、安全远未得到保障的现实中。

几十年来，学生们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和其它地方来到加拿大学习。早在1970年，他们就占到学生总数的5%左右。20世纪90年代，在各省取消对国外学费的管制，允许高等教育机构随心所欲地收费后，这一数字开始激增。最初对学校来说是，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必需品：最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削减促使越来越多的机构共挖掘这一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

咨询公司高等教育战略协会的创始人兼总裁亚历克斯·乌舍尔（Alex Usher）表示：“从绝对值来看，安大略省政府在大专院校上的支出比10年前减少了28%。自道格·福特上任以来，国内学费减少了约25%。国外学费现在是该系统中唯一的周转资金来源。如果没有它，就无法真正经营一所大学。”（二月下旬，安大略省高校部长吉尔·邓洛普（Jill Dunlop）宣布在三年内向高校提供超过 12 亿加元的资金，但分摊到全省 48 所公立大专院校，这笔资金几乎九牛一毛。）

从理论上讲，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的学校没有理由不寻求培养来自世界各地有才华的学生。然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并不是唯一被出售的商品，不良行为者比比皆是。

专业招聘人员经常会联系准学生，向他们保证毕业后可以在加拿大工作几年，届时，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工作经历申请留在加拿大。许多教育机构真正出售的是永久居留权的可能性，但这绝不保证。

并非所有机构都如此愤世嫉俗。在一所受人尊敬的加拿大学院获得学位本身可能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这个学位可以帮你在国内外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或者进入著名的商学院/法学院。但是，即使是最有善意的大学，也未能保护好国际学生，使他们免受一心想要利用他们的人的伤害。

今年1月，联邦移民部长马克·米勒（Marc Miller）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境外学生学习许可上限，将人数限制在36万人左右，约占2023年学生总数的65%。但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让住房和医疗保健部门有机会跟上需求（国际学生的涌入加剧了这个需求）。它无法保护学生免受阴暗的房东、剥削性老板、骗子和暴力施虐者的伤害。

来自旁遮普邦的25岁锡克教男子洛夫普里特·辛格（Lovepreet Singh）2017年抵达加拿大时，已经向一名招聘人员支付了17500加元。这笔钱的近一半本来应该用于支付他在密西索加的莱姆顿学院的第一学期学费，他希望在该学院学习商业。招聘人员甚至给了辛格一封似乎是兰顿官方信纸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当辛格在报名当天来到莱姆顿学院时，前台的服务员在报名名单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辛格多次回到兰普顿，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在大学官员面前为自己的案件辩护。每次，他都碰一鼻子灰。在绝望中，他写信给院长，院长于2018年1月安排了一次面谈。辛格抵达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特工正在等他。他们逮捕了辛格，并没收了他的护照，声称他是以欺诈为借口留在加拿大的。在印度，没有人去找那个假招聘人员，他在拿走辛格的钱后失踪了。

一场噩梦般的拉锯战随即展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布了驱逐令，辛格在法庭上辩护，但最终败诉。辛格的律师直接向时任联邦移民部长艾哈迈德·胡森（Ahmed Hussen）提出上诉，后者推翻了这一命令。当辛格的护照最终归还给他时，他申请了蒙特利尔矩阵学院的一个商业项目，并被录取。他在2019年12月第一天上课，即他计划开始学习的两年后。

事实证明，拖延的代价是高昂的。辛格开始在矩阵学院学习，他的学生签证上就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供他完成学位，所以，他申请了延期，但再次被拒。他现在正在为另一个遣返令而辩护，该命令一再被推迟，但尚未被废除。突然逮捕、即将被驱逐出境、法庭听证会，这些似乎都是对上当受骗的惩罚。与辛格支付的3万加元的法律费用相比，辛格支付给假招聘人员的钱几乎微不足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纠正一个令人震惊的常见骗局。2023年6月，移民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审查285起类似案件，每起案件都涉及来自印度、越南或中国的学生，他们都带着看似欺诈的录取通知书来到加拿大。

当然，真正的录取通知书并不能保证安全。当国际学生抵达加拿大时，他们往往负债累累。对于黑心雇主来说，这种绝对是一项可利用的资源。一些老板会让学生在危险条件下工作，或者惩罚性地长时间轮班。一些老板则坚持以现金支付学生工资，工资远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目前，学习签证将学生每周的工作时间限制在20小时以内。知道了这一限制，老板可能会强迫学生加班，并拒绝支付额外的劳动报酬。学生们担心，如果他们报告工资被扣，他们最终会因为违反签证条款而被驱逐出境。

2023年秋天，一位来自印度的国际学生卡瓦尔吉特（Kawaljeet）被聘为布兰普顿一家医疗诊所的接待员，她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这项工作并不复杂，在第一次培训的几个小时内，她就独自完成了许多任务。在轮班结束时，诊所经理向她解释了雇佣条款。诊所经理说，在她为期一个月的训练期间，她将无偿工作，之后，将评估她的表现，并决定是否让她继续工作。

卡瓦尔吉特非常震惊。她立即向一位曾在加拿大留学的家庭成员寻求建议。她的亲戚解释说，卡瓦尔吉特是司空见惯的欺骗对象：在勒索她免费劳动后，雇主几乎肯定会解雇她。第二天，卡瓦尔吉特打电话给她的老板，拒绝了这份工作。然后，她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在其培训地方找到工作。她非但没有因为躲过了欺骗而感到宽慰，反而后悔错过了现在看来是她最有希望的工作机会。她说：“我想，为了获得经验，我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卡瓦尔吉特发现，绝望会迫使人们做他们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

2022年夏天，来自伊朗的工程系学生阿米娜·苏莱曼尼（Armina Soleymani）在滑铁卢大学读博士二年级时，她的室友说自己要搬走了。这俩学生每月分摊1400加元的租金，而苏莱曼尼无法独自承担。她立即通知房东，并开始寻找新的住处。

市场非常糟糕。新来的学生们都在抢公寓，很少有公寓在索莱曼尼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索莱曼尼在脸书上发现了一位名叫桑德拉·罗利（Sandra Rowley）的女士发布的租房信息，她提出以每月1000加元的价格转租离校园不远的合租公寓的一间卧室。 周六上午9:30，苏莱曼尼去那栋大楼看那套多卧室公寓。这次出行很简短，罗利坚持要小声交流，她声称，其他租房者还在睡觉。

当索莱曼尼表示她对这个单元感兴趣时，罗利递给她一份租约，并建议她立即签署。她解释说，她很想搬出去，愿意马上把房间让给任何愿意租住的人。罗利还坚持要求苏莱曼尼以现金预付第一个月和上个月的租金。当索莱曼尼问罗利为什么不能接受电子转账时，罗利解释说她刚刚申请了一份新工作。她的潜在雇主可能会审查她的银行记录，如果他看到罗利的账户里有2000加元，他可能会认为罗利不需要这份工作，并将这份工作提供给其他人。

罗利的解释对索莱曼尼来说毫无意义，但考虑到她对加拿大工作文化知之甚少，她没有再问任何问题。此外，她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她对住房的需求超过了渐涨的疑虑。她从银行取了1000加元（每日最高金额），又向朋友借了1000加元。

为了保护自己，索莱曼尼坚持采取三项预防措施。第一，她要在大楼的门厅处付钱给罗利，那里有安全摄像头的全程监控。第二，她向罗利索要身份证。罗利向索莱曼尼出示了一张上面有名字和照片的驾照，该姓名和照片与罗利在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相吻合。这张照片是否与她的脸相吻合就更难判断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罗利一直戴着口罩。

在交出全部积蓄后，索莱曼尼在大楼前门测试她的新电子钥匙卡。电子钥匙卡不能用。但罗利准备好了一个解释：电子钥匙卡会在索莱曼尼的入住之日被激活。

索莱曼尼在即将入住前不久回到公寓，无法摆脱不断增长的不安。她与大楼经理进行了交谈，经理告诉她，最近与罗利一起看公寓的其他人也联系过他，他们都被骗了。大楼经理推测，罗利化名工作，她将合租单元的一个房间转租了几天，在这足够长的时间内多次让人看房，并说服潜在租户交钱，然后失踪。索莱曼尼向警方报告了这起诈骗案，警方展开了调查，但没有结果。尽管这对苏莱曼尼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与同龄人相比，她的故事相对温和。因为房东通常不愿意租房给国际学生，那些愿意租给国际学生的房东对租户的影响很大。一些国际学生发现自己花钱住在家里，但在家里，他们受到侮辱、回避或行动被限制在卧室内。一些学生则生活条件恶劣：今年1月，布兰普顿市的法律执行官员发现25名国际学生挤在一户人家的地下室里。

当苏莱曼尼开始向其他国际学生讲述她的故事时，她发现许多人都是类似案件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学生，索莱曼尼和她的同龄人迫切需要稀缺的夏末租房；因为他们是新人，所以很容易成为被骗对象。他们不熟悉加拿大的习俗，所以，很难确定房东的行为是否正常。

语言障碍、刑法知识有限以及缺少当地支持，会使国际学生容易受到其它形式的利用，如，雇主、房东和其他房客的性侵犯。2020年9月，19岁的印度女孩儿玛丽亚姆（Maryam）抵达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开始自己的本科学习。（玛丽亚姆是化名，她的身份受到出版禁令的保护。）在皮尔逊机场中转时，海关人员告诉她，她必须隔离两周才能继续前往目的地。她住不起酒店，但在家人熟人的帮助下，她在科克镇一个廉价的爱彼迎民宿平台上找到了一间共享厨房和浴室的房间。

入住后不久，玛丽亚姆与和她住在同一楼层的26岁男子卡文（也是化名）开始聊天。玛丽亚姆主要说旁遮普语，但她的英语很好，足以让她和卡文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二天，他们在厨房里聊天，之后，又去了卡文的房间看电影。

在玛丽亚姆被隔离的第五天，卡文来到她的房间，问她是否想一起看电影，她同意了。这次，卡文的态度变了，没有那么毕恭毕敬了。他们开始是坐在床的两侧，但卡文很快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抚摩玛丽亚姆的手臂。玛丽亚姆叫他停下来，但他变得更加嚣张。突然，卡文亲吻玛丽亚姆的嘴巴，拉起她的衣服，强行压在她身上。这次强奸迅速而残忍。同样可怕的是，玛丽亚姆意识到，根据法律，她现在被困在一所房子里，但她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她的强奸犯。

玛丽亚姆试图避开卡文，但几天后，卡文又一次强奸了她。强奸结束后，她问他是否在她体内射精了。“你难道不需要孩子吗？”他冷笑道。当晚，卡文再次回来，并试图强行进入她的房间。他们的抗争持续了10分钟，直到一名送餐员送来卡文的订单。这次中断使玛丽亚姆有足够的时间脱身。她跑到楼下，叫那里的住户报警。卡文当晚被捕。

在两年后的审讯中，卡文的律师问玛丽亚姆，为什么她在第一次性侵后还继续住在那个房子里，为什么她等了好几天才给当局打电话。玛丽亚姆作证说，卡文用对待国际学生所惯用的谎言威胁她：他说自己人脉广，可以随时将她驱逐出境。玛丽亚姆对加拿大移民法一无所知，他的威胁似乎很可信，足以吓到她。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回到印度，这样，她接受外国教育的梦想就破灭了。

2022年9月，法官判处卡文七年有期徒刑。卡文否认玛丽亚姆可能采取某种方式以避免性侵的说法，也否认玛丽亚姆对自己有实际诱惑的说法。和许多国际学生一样，玛丽亚姆认为性侵者大权在握。

金的绑匪没有打他，也没有折磨他，但也没有对他特别好。在马伦戈大道的房子里，金被关押的卧室窗户上盖了一块木板，一台摄像机监视着门。阳光透不进来，金学会了用周围的活动规律来计算天数：当客厅里震耳欲聋的说唱音乐渐渐平息时，他估计是晚上。各种各样的男人每天到他的房间来一两次，给他拿来匹萨或者麦当劳的外卖。

他们不允许金洗澡或者换衣服。起初，他在房间角落的一个水桶里解手，但是，当臭气熏天时，那些男人让他使用附近的洗手间。过了几天，这些人还给了他其它的小恩惠。他们用更舒适的布眼罩取代他眼睛上的胶带。他们还把绑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拉链换成了链子和挂锁，这样，他就能够更轻松地走动。金从来没有看见过绑架他的人，但他学会了辨认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女朋友的声音，他们的女朋友经常来往。

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与父亲裕民（Yumin）的两通电话。第一通电话是在绑架案发生后的那天晚上安排的，目的是传达赎金要求。在藏的指示下，陈用一次性手机和金的微信账号建立了通话。当电话接通时，看到儿子的名字窗口弹出，裕民松了一口气。（金失踪的消息是他的侄子通知他的，侄子是约克大学的学生，当金没有回复他的信息时，他就开始担心了。）随后，裕民从金的声音中听到了恐惧。金解释说，绑匪想要500比特币来换取他的安全归来。按照指示，他恳求父亲立即支付赎金，并警告他不要联系警方，他说此举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

通话几分钟后，绑匪通过金的微信向裕民发送了一个链接，链接到多伦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VirgoCX网站上。消息中写道：“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购买比特币。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子安然无恙，越快越好。”藏想要的赎金高达550万加元。如果绑匪要得少一点，裕民可能会及时付清。但是，他们索要的赎金高得离谱，这就迫使他做他们警告过他不要做的事情：联系警方。

裕民向绑匪保证，他会在三天内筹集到资金。然后，他和金的母亲悄悄地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1月25日，这对夫妇来到登打士西区（Dundas West）52号 ，在那里，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警方。警察向裕民保证，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去找金，但他们担心赎金要求的窗口期很短。警察说，裕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争取时间。警方建议裕民假装与绑匪配合，同时，为赎金延迟的原因提供可信的借口。裕民把事情拖得越久，取得积极结果的机会就越大。

命运给裕民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借口。新冠疫情尚未抵达加拿大，但病毒正在中国肆虐，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恐慌。在与藏的微信交流中，裕民盯上了新冠肺炎。这些对话的文字记录是一项对比研究。裕民给人的印象是既苦恼又狡猾，他对儿子的被俘深感担忧，但又狡猾到足以骗过绑匪。另一方面，绑匪则显得绝望而残忍。

1月24日，在离开中国之前，裕民恳求金再通一次电话。他在微信语音信息中说：“我想听听儿子的声音，请允许我儿子说点什么。希望你们不要打他，不要对他大喊大叫或者虐待他。”他的请求被拒绝了。那天，藏的回复很不祥，他发短信说：“不要强迫我们做任何我们不想做的事，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后果自负。”

第二天，裕民告诉绑匪新冠肺炎在中国肆虐横行。他在语音留言中说：“现在，政府的通告遍布全市，一些城市被关闭，一些村庄也被封锁。” 裕民释说，由于银行关停，他没法取出赎金。但他乐观地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自行解决，他只需要再等几天。

裕民一再要求延长期限。藏答应了他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他在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疫情。当裕民要求对金的安全做出保证时，他的回答简洁而隐晦：“至少他没有感染病毒。”

1月31日，也许是为了证明金还活着，臧答应了裕民的请求，跟他的儿子通话。在拔通电话前，藏提醒金，如果他不想受伤或者被打的话，就必须谨慎说话。在电话中，金向裕民保证，他儿子的身体没有受伤。在结束通话前，玉民告诉儿子要勇敢。他保证道：“我会带你回家的。”

从潜在绑匪的角度来看，富有的国际学生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们确信当地警察不称职，或者不关心外籍人士的苦难。菲莎河谷大学研究加拿大国际学生的历史学家戴尔·麦卡特尼（Dale McCartney）说：“没有加拿大人会相信绑匪会收买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这个想法似乎是合理的。”

2019年3月23日，在金被塞进冰球袋不到一年的时候，22岁的国际学生陆万珍（Wanzhen Lu）在他位于万锦市的高端公寓楼的停车场被绑架。三名身穿连帽衫的男子用泰瑟枪袭击鲁，朝其头部猛击，并将其扔到一辆面包车的车箱。他们开车把他带到汉密尔顿市郊外一个没有暖气的谷仓，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索要500比特币（当时价值250万加元）才能释放他。

被绑架后不久，陆试图挣脱胶带，逃离谷仓。绑匪迅速追上他，用刀抵住他的喉咙，并威胁说，如果陆再次逃跑，就开枪打死他。之后，他们又把陆带回谷仓，铐上他的手，并用铁链锁住他的腿。这起犯罪事件很快在全国成为头条新闻，给绑匪施加了很大压力。三天后，他们决定放弃计划：绑匪驱车200公里向北前往格雷文赫斯特镇，将陆放到一条乡村公路旁。陆来到附近的一所房子，房主报了警。

最终，四名男子因绑架陆而被判有罪。在对其中一人的量刑听证会上，法官对罪行的极端性质表示愤慨。法官把加拿大描述为一个人们可以“在世界上四处走动而不被搭讪和绑架”的国家，他的观点是绑架等犯罪不会在这里发生。但是，以一些国际学生为例，比如，李凯港杰基（Kai Kong Jackie Lee）于2004年在温哥华被绑架，李思浓（Si Nong Li）于2013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冶文市被绑架，金文博也是如此。

勒索赎金并不总是涉及实际的绑架，有时，受害者会被诱骗躲藏起来。2017年11月，一位名叫张娟文（Juanwen Zhang）的20岁国际学生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该人自称是中国领事馆的代表。打电话的人告诉张，犯罪分子正在利用她的银行账户进行非法活动，如，国际毒品销售，此人建议她潜逃，关掉手机，避开社交媒体，否则，她可能会被国际刑警组织逮捕。

张乘坐公共汽车去了蒙特利尔市。但是，由于她行程中没有携带身份证，酒店拒绝为她提供住宿。她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然后，她又乘坐公共汽车去了渥太华，在那里，她设法找到了一张床和早餐。张一离开所在的小镇，骗子就给她在中国的父亲曾（Zeng）打了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绑架了张，并索要100万加元才能让女儿安全返回。并补充道：“不要报警，否则，你会收到一具死尸。”

最后，张在多伦多的男朋友报告了这起失踪事件。警方随后联系了张的室友，张的室友无意中听到了张与领事馆来电者的电话。警方发布通知，要求张的朋友与她联系，并鼓励她站出来。

在渥太华呆了两天后，张打开手机，看到一连串的信息，解释说她被骗了。她立刻联系了家人。在她失踪的这段时间，另外两名学生——16岁的柯旭（Ke Xu）和17岁的岳璐（Yue Lui）也在类似的情况下失踪。他们也是在几天内被发现的。

金的绑匪犯了一些大错误。一是高估了金裕民的财富状况；第二个是误判了一次性手机的匿名性。诚然，一次性手机通常不会连接到已知用户的IP地址，但它仍然是一个支持互联网的设备，里面有很多调查人员可以访问和分析的信息。

为了从金的微信中拨打赎金电话，绑匪首先必须通过多因素识别程序，这就需要他们登录金的电子邮件。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在微软的帮助下，警方的数字取证小组发现有人（他们不确定此人是谁）在绑架案发生的第二天访问了金的电子邮件账户。随后，加拿大贝尔（Bell Canada）公司可以通过已被访问的电子邮件账户来提供一次性手机的IP地址。继尔，苹果公司发现，一次性手机用户使用陈的电子邮件地址登录了该设备，警方已经将陈的电子邮件地址存档：当陈因运动纪念品零售亭抢劫案被捕时，他们已经将其记下。

陈立即成为此案的关注对象，警方抓取了他最近的电话活动记录。警方现在知道，陈登录了马伦戈大道2号的WiFi，并与另一位手机用户保持着定期联系。警方还不知道第二个用户的身份，但他们有此人的电话号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并在该用户在城市中活动时监控其行踪。2020年1月27日，当该用户上下407号公路时，警方跟踪到了他。为了收取管理通行费，407ETR特许经营公司（拥有这条高速公路的财团）会为每辆进出的车辆拍摄带有时间戳的照片。只有一辆车与嫌疑人的确切行踪相符：那就是藏泽宇的吉普牧马人。

两天后的半夜，警方在马伦戈大道2号外的一根电线杆上秘密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使他们能够看到这辆吉普牧马人的来来往往。他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金被关押在这个房子里，但他们还不能确定。警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越早突袭这个房子，就越有可能找到活着的金，但是，如果突袭这个房子，也就宣布了警方的存在。如果金被关押在其它地方，绑匪就会知道裕民已经报告了这起绑架案件，从而进行报复，杀死裕民的儿子。

该案的首席侦探迈克尔·克尔（Michael Kerr）推断，如果警察要进去，他们必须几乎确定他们所推断的位置是正确的。1月31日，当裕民第二次和儿子通话时，警察和他在一起。因为他们在监视马伦戈的房子，他们可以看到陈在通话开始前进入该所房子，通话结束后立即离开这所房子。这是克尔侦探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证据。

2月2日下午，警察和紧急任务组包围了这所房子，并冲进前门。他们扔了一枚眩晕手榴弹，让居民迷失方向，然后强行闯入。

手榴弹一响，两名男子从二楼窗户跳下。第一个是杰沃恩·迈尔斯，他是最初的绑匪之一；另一个是一位37岁的男子，目前尚不清楚他在绑架案中的角色。两人都被蹲守在后院的警察制服了。

一名警察走到三楼，踢开了金被关押的房间的门。他用断线钳剪断了金的铁链，把他扶到附近的凳子上。当他摘下眼罩时，金几乎无法睁开眼睛。他开始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这是他13天来第一次看到阳光。

当他们开车离开房子时，金告诉克尔侦探他确信自己会死。在车站，金被带到了会议室，他的父母正在那里等他。金哭着冲向家人，胳膊上还挂着断了的链子。

剩下的多米诺骨牌迅速倒下了。马伦戈突袭后的第二天早上，警方在北约克将藏拦下并逮捕了他。在吉普车里，他们发现了金的驾驶执照和格伦维尔公寓附近一家麦当劳餐厅的收据，日期是1月21日凌晨，当时绑架正在进行。警察在陈的女友家中找到陈，并将其逮捕。

去年秋天，藏与两名同案被告一起受审。陪审团收到了大量证据——手机记录、微信日志、法医分析和监控录像，所有这些都由官方的主要证人为其作证：陈伊恩（Ian Chan）很配合，可能是希望获得减刑。证据确凿，10月21日，陪审团判定臧绑架金，并强行给金下药。

四个月后，在宣判听证会上，藏坐在箱子里，双手抱头。没有人和他说话。藏的律师劳拉·维拉尼（Laura Villani）讲述了一个有关她当事人的感人故事。她透露，藏也是一名国际学生。他离开中国前往加拿大，在百年理工学院学习商业运营，并尽可能远离身受虐待的父亲。故事的其余部分似曾相识。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藏也很难找到工作，最终在一家摄影实验室找到了一份报酬微薄的工作，在那里上夜班。他总是疲惫不堪，2015年，他在开车时睡着了，撞了车。由于头部受伤，导致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最终被解雇。维拉尼律师声称，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犯罪当成了赚钱的手段。

审判法官肖恩·邓菲（Sean Dunphy）并不相信藏的辩护。3月6日，他判处藏20年有期徒刑。作为理由，他列举了绑架的预谋和邪恶性。他写道，“在我看来，作为这起精心策划案的犯罪主谋，臧的角色应该判处最高或接近最高的刑罚。”（两名绑匪马修斯和迈尔斯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有期徒刑。截至发稿时，陈仍在等待宣判。）

在许多方面，藏被卷入了伤害金和许多同龄人的同一体系中。这一体系建立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之上，但与教育本身只有间接关系。尽管政府最近进行了干预，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显著改善。未来五年将有100多万国际学生来到加拿大。许多人将面临失业、贫困、住房条件差，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犯罪分子将会继续对他们下手。

在臧的量刑听审会上，最令人心酸的时刻是检察官埃琳·潘采尔（Erin Pancer）宣读了金的受害者影响声明。在这份文件中，金讲述了绑架的创伤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自2020年以来，他一直害怕陌生人，无法集中精力学习。金写道：“有一段时间，我害怕独自在家里睡觉，我不得不开着灯睡觉，有时会从噩梦中醒来。”他离开自己的家和家人前往加拿大寻求高等教育，但却遭遇了暴力和恐怖。最后，金收拾好他在格伦维尔街公寓的行李，登上了回中国的飞机。他没有留下来完成他的学位。